沈从文（1902—1988），湖南凤凰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师之一。1931年—1933年在国立青岛大学（后改为国立南宫28（中国.NG）官方网站）任教。代表作有小说《八骏图》、《边城》、《长河》、《月下小景》等，散文《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沈从文是30年代“京派”的重要作家，他所独辟的“湘西世界”，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永恒意象和美好的回忆之一。

1931年8月，沈从文应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之聘离开繁杂的上海，来到青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执教。

沈从文在青岛大学时，住在福山路3号的小楼上。这是一座大学的教职员宿舍楼，坐落于八关山的东麓，拾步可到学校；距中山公园（当时为青岛第一公园）、汇泉湾和海滨浴场，也不过一箭之地。由于青岛比较潮湿，他给自己的居室取了个雅号：“窄而霉斋”。但从居室的窗口即可望见明朗阳光下随时变换颜色的海面和天光云影。

课余时间，沈从文经常徜徉在海岸光洁柔软的沙滩上，或是躺在草木葱茏的山岗，仰视天上的白云缓缓地游动，近观海鸥在浪涛中款款而飞。秋天，青岛的海滨既无夏日的喧闹，又无冬天的萧索，呈现出一种叫人无限依恋的诗情画意。蓝色的天，蔚蓝色的海，温暖的阳光，带着海洋潮湿气味和草木香味的微风，把沈从文带进了一个新的人生境界。他感慨地说：“当时年龄刚过三十，学习情绪格外旺盛。加之海边气候对我又特别相宜；每天都有机会到附近山上或距离不及一里的大海边去，看看远近云影天光的变化，接受一种对我生命具有重要启发性的教育。因此工作效率之高，也为一生所仅有”（沈从文：《从文自传▪ 附记》）但更重要的是，“海边既那么宽广无涯无际，我对于人生远景凝目的机会便多了些……海放大了我的感情和希望，且放大了我的人格……”。

沈从文在青岛大学国文系担任讲师，主讲“小说史”和“散文写作”。据当时听过他小说史课程的学生臧克家先生回忆：“沈从文先生，教我们小说史，他住在学校通往公园的林园右边的小楼的‘窄而霉斋’里，写作很勤，经常出入图书馆，查教学材料。他上课，声语低，说的快，似略有怯意……对爱好文艺的同学诚心提携”。（臧克家：《悲愤满怀苦吟诗》，《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臧克家的第一本诗集《烙印》出版时，就得到过沈从文的资助，卞之琳的第一本诗集《三秋草》，是通过他的介绍，由“新月书店”出版的。

但沈丛文教学效果似乎并不成功。学生们听说沈从文这样一位知名作家来中文系任教，起始约有25个学生很热心地上课听讲，可是越到后来，人数越少，一年以后便只剩下5个人了，其中还有两个是旁听生。这是因为大多数选课者都抱着上课来学一点创作“秘诀”或“简要方法”，以便学来处理自己的故事。而沈从文却认为创作并没有什么神奇，也无秘诀可言，他要他们先忘掉书本，忘掉目前红极一时的作家，忘掉个人出名，忘掉文章传世，忘掉天才和灵感，忘掉文学史提出的名著，以及一切名著一切书本所留下的观念或概念。能够把这引起妨碍他们对于“创作”认识的东西一律忘掉，再来学习应当学习的一切，用各种官能向自然捕捉各种声音、颜色和气味，向社会中注意各种人事。脱去一切陈腐的拘束，训练自己的耳朵、鼻子、眼睛，把各种官能同时并用，在现实里以至于在回忆和想象里驰骋，学会把一支笔运用自然。这样产生的作品，在意识上当可希望是健康的，在风格上当可希望是新鲜的，在态度上也可希望是严肃的。沈从文的这些经验之谈、肺腑之言，显然不合许多学生的胃口。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听讲的学生中，有一个叫李云鹤的年轻女性。她并不是青岛大学的正式学生，只是在本校图书馆当管理员。但她似乎非常勤奋好学，同时也选修了中文系的一些课程，沈从文教的写作课也是她选修的科目之一。沈从文从来没有提起自己有这么一位学生，也许他早已忘记这个上过几次课的学生，也许他觉得不值得提起这个学生。但是这个学生日后却出了大名，她就是后来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掀起过轩然大波的“红都女皇”——江青。可是30年后，当江青飞扬跋扈时，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她在对美国记者洛克珊·维特克女士的谈话里，竟然说自己年轻时最喜欢的教师就是沈从文。

青岛时期是沈从文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之一。这是因为，他多年孜孜以求的爱情终于有了结果。

原来，沈从文1928年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时，认识并热烈地爱上了当时还是学生的苏州名门之女张兆和。那时，张兆和芳龄18，面貌姣好，性格平和，学生公认为中国公学校花。因肤色微黑，后来被沈从文爱称为“黑凤”。1931年，沈从文向张兆和发出第一封情书。当时，张兆和突然收到来自老师的情书，多少还起了一点反感。少女的羞涩，使她害怕此事传扬开来，就听任沈从文一封一封向她倾诉衷肠。情书收得多了，张兆和一方面羞怯不安，一方面却又为沈从文的文采折服。她小心翼翼读完每一封信，长长吁一口气，然后将这些信藏进一口小箱子里。

沈从文狂热地恋上张兆和的消息在校园终于传播开来，说张兆和不理睬沈从文，以致于沈要自杀。张兆和的一位女友找到张兆和，让她快去找当时主持中国公学的胡适校长说清楚，否则沈从文真的自杀了，要负责的。

紧张不安的张兆和带上一摞情书作为“证据”，找到校长胡适，怯怯地说：“你看沈先生，一个老师，他给我写信……我现在正念书，不是谈这种事的时候。”她寄希望于胡适为她解除被情书缠住的烦恼。

可胡适听完她的陈述后，却微笑着对她说：“这也好吗，他的文章写的蛮好，可以通通信嘛。”

胡适的话使张兆和不免有几分尴尬，她继续呆了一会，就告辞走了。于是她就抱定你写你的、与我无关的态度，任其自然发展。

这种沉默与退避，使憨厚朴讷的沈从文看到了希望——不拒绝就是有意思。沈从文以乡下人的执着与憨厚坚持了一场长达4年的单恋马拉松，在不即不离中日益浓厚着对张兆和的爱。

1932年夏，张兆和毕业回到苏州。其时，沈从文正在青岛大学任教。他不想让这4年的因缘际会不了了之，这事总得有个了断。于是，一放假他就乘车从青岛直奔苏州。

据张兆和的妹妹张充和后来回忆：1932年暑假，三姐（注：指张兆和）在中国公学毕了业回苏州，同姐妹兄弟相聚。我父亲与继母那时住在上海。有一天，九如巷3号的大门堂中，站了个苍白脸戴眼镜的羞涩的客人，说是由青岛来的，姓沈，来看张兆和的。家中并没有一人认识他，他来以前，亦并未通知三姐。三姐当时在公园图书馆看书。他以为三姐有意不见他，正在进退无策之际，二姐允和出来了。问清了，原来是沈从文。他写了很多信给三姐，大家早都知道。于是二姐便请他到家中坐，说，“三妹看书去了，不久就回来，你进来坐坐等着。”他怎么也不肯，坚持回到已定好房间的中央饭店去了。二姐从小见义勇为，更爱成人之美，至今仍然如此。等三姐回来，二姐使劲劝她去看沈二哥。三姐说：“没有的事，去旅馆看他，不去！”二姐又说：“你去就说，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来玩玩。”于是三姐到了旅馆，站在门外（据沈二哥的形容），一见到沈二哥，便照二姐的吩咐，一字不改的如小学生背书似的：“沈先生，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你来玩。”背了以后，再也想不出第二句了。于是一同回到家中。

沈二哥带了一大包礼物送三姐，其中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有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屠格涅夫等等著作。这些英译名著，是托巴金选购的。又有一对书夹，上面有两只有趣的长嘴鸟，看来是个贵重东西。后来知道，为了买这些礼品，他卖了一本书的版权。三姐觉得礼太贵重了，退了大部分书，只收下《父与子》与《猎人日记》。

来我们家中怎么玩呢？一个写故事的人，无非是听他讲故事。如何款待他，我不记得了。好象是五弟寰和，从他每月2元的零用钱中拿出钱来买瓶汽水，沈二哥大为感动，当下许五弟：“我写些故事给你读。”后来写了《月下小景》，每篇都附有“给张小五”字样。

这个暑假对于沈从文，自然是爱情的一次重大进展。他返回青岛后，即写信给厚道的二姐允和，托她征询父亲对这件婚事的意见。沈从文同时给张兆和写信说：“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张兆和的父亲对儿女婚姻，从不干涉。张家一个邻居，曾遣媒向他求大女儿，他哈哈大笑说“儿女婚事，他们自理，与我无干。”从此再也没人向张家提亲。张家的保姆常对邻居说“张家儿女婚事，让他们‘自己’去‘由’，或是‘自己’由来的。”

在求得父亲同意后，张允和与张兆和姐妹俩，一同去邮局，分别给沈从文拍发电报。二姐的电报只从自己名字上取一个字“允”，张兆和的电报则说：“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电报员大惑不解，问张兆和是什么意思，张兆和不好意思地说，“你甭管，照拍好了。”

这以后，张兆和才开始与沈从文通信，沈从文的爱情独白，终于有了回音。

年底，沈从文怀着满腔喜悦放假即直奔苏州。又与兆和去上海拜见了张兆和的父亲和母亲。这次见面最终决定了沈从文与张兆和婚约的成立。张兆和便伴随沈从文一同去青岛，在青岛大学图书馆编英文书目。苦苦追求的爱情终于有了结果，沈从文沉浸在甜蜜幸福之中。1933年，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正式举行了婚礼。从此，这只“黑凤”，伴随沈从文走完了生命的全部历程，而且化入了他不朽的创作之中。

张兆和终于有时间来询问这个乡下人为何如此“憨”了。她说：“为什么有好多很好看的女人你不麻烦，却老是缠着我？我又不是什么美人，为人老实不中用，实在很平凡。”

沈从文回答：“美是不固定无界限的，凡事凡物对一个人能够激起情绪，引起惊讶，感到舒服就是美。我认识许多女子，但能征服我，统一我，只有你有这种魔力和能力。”

在青岛大学的两年多时间，沈从文除了教课以外，写了几十篇中短篇小说和一些散文，构思成文之快，令人叹服，常常数日之内，便有新作问世。他在以后回忆这段创作生活时写道：“可能是气候的关系。在青岛时觉得身体特别好，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写作情绪特别旺盛。我的一些重要作品就是在青岛写成或在青岛构思的”。这一时期，他不仅创作了《八骏图》、《三三》、《泥涂》、《三个女性》、《若墨医生》、《黔小景》、《月下小景》、《静》等小说佳作，而且也写出了如《记胡也频》、《从文自传》这些散文名著。

青岛的水云开阔了沈从文的胸襟，青岛的海风放大了沈从文的人格。1931年在青岛大学教“小说习作”课，因之写成《月下小景》、《八骏图》、《从文自传》诸书，艺术臻于成熟。在青岛海边的这段时间，使他有机会认真地回顾走过来的道路，总结自己的创作，为攀登创作的新的更高的台阶而蓄势储能。他反复咀嚼、温习自己经受的人生，思索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意识到自己生命中蕴藏着充沛的能量，待开发，待使用。他从来也没有这样自信，这样心境虚廓，眼目明爽。心若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滓渣，少凝滞，逐渐进入一个最佳的创作状态，种种迹象表明，一个创作高潮即将来临。他后来回忆说：“前一段十年，基本上在学习用笔。后来留下些短短篇章，若还看得过去，大多数是在青岛这两年内完成，并且还影响此后十年的学习和工作”。（《从文自传·附记》，见《沈从文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他已不满足于一般的编排故事，他要在作品中表现自己复杂的思想，探索人生乃至宇宙的种种奥秘，追求和描绘理想的人性。可以说，沈从文后来写出的不朽名著《边城》、《长河》也得力于青岛时期独到的思索和艺术创造力的储备。

即使身处于黄海边的洋场之中，沈从文的心仍然沉浸在他魂牵梦绕湘西边陲以及那些充满野性生命力生存方式。《月下小景》虽然是沈从文作为根据佛经故事改编的故事集的《新十日谈之序曲》，但这篇创作却带有更浓厚的传奇色彩，其中也夹叙了中国古代“夸父追日”传说的片断。故事写的是黄罗寨主的独生子傩（nuo）估，爱上了一个女孩子，他们违背了**族人“女人同第一个男子恋爱，却只许同第二个男人结婚”的野蛮迷信的习俗，双双在月光下服毒自杀，“向那个只能走去不再回来的地方旅行”。作者把湘西边地这类情死的故事渲染得十分凄艳哀婉，意在为学生的小说习作示范，着眼全在文字的处理与故事的布局上，而并不注重小说的思想内容。收入《月下小景》一书中其他八篇佛经故事，目的也在此。

但沈从文的笔触更多的还着重在揭示现实社会的丑恶和文明世界的虚伪上，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也开始成为他描写的对象。《八骏图》就是以福山路3号这座大学教职员宿舍为背景展开的，他不但写了这个庭院、汇泉湾、海水浴场沙滩等，而且写了八位教授，说他们外表上的“老成”、“庄严”，满口的“道德名分”，却与他们不能忘怀世俗情欲有点冲突，不大自然。作品通过不同情节，提示了他们道德观的虚伪性。由于他把笔伸向了教授的家庭生活，又有些挖苦，因此，引起了一些敏感人的不满。据说，小说中教授丁或者戊是影射当时任青岛大学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梁实秋的。因为丁、戊教授都主张要有点拘束，不讨厌女人，却不会同一个女人结婚。而梁实秋是主张在道德和文艺上都要能自我节制的。十年后，在《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这篇散文中，沈从文承认他写《八骏图》，伤害了他人的尊严，使他无法同甲乙丙丁教授同在一处继续共事下去。但实际上，沈从文却是意在以之表现知识者的“懒惰”与“生命力的荏弱”，同为文学大师的梁实秋并未因沈从文以他为原型写成小说人物而心存芥蒂，晚年还写文章深情地回忆过同沈从文当年在青岛大学的难忘岁月。

1933年夏，杨振声不愿再与把持山东军政大权的军阀韩复渠应酬，辞去南宫28（中国.NG）官方网站（此时国立青岛大学已改为国立南宫28（中国.NG）官方网站）校长之职，接受南京政府教育部的委托，回北平主持中小学教材和基本读物的编写工作，因为自“九 一八”事变后，不仅东北陷于敌手，平津、华北也告危急，一些有识之士认为，“文字在华北将成为唯一抵抗强邻坚强自己的武器。三十岁以上一代，人格性情已成定型，或者无可奈何了，还有个在生长中的儿童与少壮，待注入一点民族情感和做人勇气”。（沈从文：《从现实学习》，载天津1946年11月3日、10日《大公报·星期文艺》），杨振声来信邀沈从文参加中小说教材的编选工作，因而上半年学期结束后，他立即打点行装，与张兆和、九妹沈岳萌一起离开青岛，第二次来到北平。